寿昌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县城融资股票好不好，历史上与建德县同属严州府管辖，民国时期依然是作为独立存在的县府，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域调整，寿昌并入建德，成为建德的一个镇级政府所在地。

民国初期，建德城内仅有九德堂、济成堂、永生堂等几家中医店铺坐堂中医为人治病。1917年傅蒙恩在建德城内创办了产科诊所普济门诊，始有西医诊治，1924年钱绳武、方游等人在城内开设了西医长春医局，1930年叶润石开设了医疗科室及医疗器械较为齐全的六睦医院，西医医疗在建德才逐步得到了推广。而在寿昌的近代医药卫生史上，除了以往曾经报道过的如邹士洪、何邑周等一些名中医外，还有乏人提及的两位医士的确也值得在此一提，他俩一位是开设寿昌医院的徐治医士，一位是曾任内务部卫生司司长的唐尧钦医士。近年出版的史料和志书上，已经很难再找到有关寿昌医院、徐治医士和唐尧钦医士的相关记载，笔者特作此文以期后人能了解这段历史。

（一）徐治与寿昌医院

说起民国时期寿昌县的西医教育，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留日归来的叶润石先生于1928年在寿昌叶家花园开设的新街医院，叶先生收徒授艺（收笔者的祖父周维新为徒），开西医教育之先河，这当然没错，但若要说最早将西医引进寿昌县境的，则不得不提及更早开办的寿昌医院和开办者徐治其人，这恐怕知道的人并不多了。

在1922年第5卷第4期的《医药杂志》上登载了一则新闻，题目为“寿昌筹办医院之先声”，新闻内容如下：“浙江严属寿昌县地处幽僻，每届夏令，往往因岩瘴水气，易致疫疠，且该处向无医院，一遇疫症，均以旧法施救，误人实非浅鲜。兹悉前充上海中西医院医生徐治有鉴于此，就西湖桥下首筹办医院，名为寿昌医院，定于四月十七日开幕云。”这应该是寿昌县最早开办的西医医院，而这则新闻，同时也算是医院开业前媒体所发的广告了。

徐治的老家在距寿昌县城六十里的朱村，因家境殷实，故有财力支撑，成年后能东渡日本学习西医。他学成归国后，先在上海中西医院任职，考虑到寿昌县只有中医治病，有时未免疗效迟缓而不佳，故而辞职回到寿昌县城，创办私立西医医院。徐治先暂时租赁西湖桥下邮局隔壁的民房为医院院址，两年后又在桂花巷对面的原贫民习艺所旧址开设寿昌中西大药房，自制丸、散、膏、丹，兼售中、西药品。在药房后院饲养梅花鹿8只，取鹿茸、鹿肉用作名贵中药（见《建德文史资料》第9辑登载的“寿昌城国药业的兴衰史”）。

1923年第7卷第1期《医药杂志》登载了“寿昌医院注部章程”，列有条款共计十条，对诊金、门诊和出诊时间、医治科目以及住院条件等均做了明确的规定。寿昌医院每日上午为贫病诊期，号金只需铜元六枚，对特别贫困者，无论出诊或门诊，医金、号金、药资均酌情予以减免。每日下午则为普通诊期，号金小洋一角，晚间六点后号金为大洋一元。门诊挂号时间为上午八点至十一点半，下午一点至六点，星期日停诊，但遇急诊重病不在此例，从中也可看到医者之仁心。医治科目包括内、外科、妇产、鸦片戒毒等；又比如出诊医金依据路之远近分为：五里内洋五角，十里内洋一元，十五里内二元，二十里内洋三元，直至四十里内洋八元，而超出四十里的出诊价格则另议；对住院者需家长或亲友填写保证志愿书，每日取资捌角，包括饮食、住宿、药资在内，贵重药品及补品则另外酌情收取等等，不一而足。

徐治医士创办的寿昌医院、中西大药房和其本人的结局又是如何呢？说起来却是格外的悲惨。1926年第18期的《日新治疗》杂志上，登载了作者斯质卿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徐治氏服毒纪略”，详细叙说了徐治自杀身亡的过程，读来令人颇为惋惜。这年的八月十二日早晨，徐治老家的一佣人神色匆匆地赶到医院，将一封信交与徐治，信中言及其祖母病重，卧床不起，盼其速归。其时寿昌医院因营业不佳正拟停办，徐治闻讯，急忙赶回家中，不出十日，其祖母的病经其医治已基本痊愈，从中也可见徐治医术之精湛了。九月二日，徐治携弟赴考杭城，得一书信，此信却成了他的催命符，信的内容现已无从知晓，作者斯质卿也仅以“徐君不以国法维持之，而遽寻此短见，实令余所不解。”概括之，笔者猜测徐治或为钱财受骗，或为官司缠身所致。四日晚徐治到家，家人见其神情已失常态，询问缘由也是含糊应对。家人送上汤面，徐治要求将汤面去半，等家人回转，徐治已经因服下毒药而跌落床下，双眼翻白了。其祖父母和父母闻讯踉跄赶到床前，再三追问，徐治才幽幽开口言道：“儿罪孽深重，望父母宽恕。以我家境，焉能筹资二十万？儿唯有一死，则万事皆休矣。”众人见状急问所吞为何药物？良久徐治方以手指旁边一小药箱，内有装满药粉和药液的十数只小瓶，其中有一瓶已是空空如也，后来才知道瓶中原来所盛的乃是吗啡。家人以及请来的二位中医都不识吗啡为何物，对此也只是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救治。眼看延至四更，一位中医忽然说道：“凡服毒药，浓茶或可解，可以一试。”家人急忙烹茶，茶水方才灌得两汤匙，徐治忽然双目圆睁，口吐白沫不止，不久即命赴黄泉矣。

1929年，寿昌中西大药房改名寿昌大药房，但恐怕此时的药房已经是和徐家无任何瓜葛了。

寿昌医院的创办，以及寿昌城内西药的引进，徐治医士于寿昌的西医药开拓建设应该是有很大贡献的，然而命运不济，寿昌医院仅仅存在四年就此成为了历史，令人不得不为之感到叹息。

（二）唐尧钦医士

在寿昌人中，还有一位在中、西医方面都有涉猎，但在中医方面更有成效的医士，他就是唐尧钦（又名唐尧卿）。

唐尧钦的祖上原本是浙江武义人，后迁移到寿昌仁都一麻车岗（今属大慈岩镇）居住。清光绪八年（1882），唐尧钦出生在了寿昌，童年时对家传的中医术就颇感兴趣，上学后，闲来就更是抱着医书猛啃。祖父及父亲见其对学中医很有天分，便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更有长辈相熟的名师平日不时加以指点。唐尧钦倒也不是死呆读书的人，常跑到药铺中去，对照着药书细心研究各种药物性质之良恶，故而对开方论病，渐渐地了然于心。

1910年，唐尧钦毕业于浙江私立广济医学专门学校（原校名为广济医学堂）第七届，这是一所创建于1885年并附设于广济医院内的医校，由苏格兰医学传教士梅藤更担任校长，学生主要学习医学、外科手术等方面的知识。190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就曾在该校学习过半年。祖传的中医术，加上系统地学习了西医的医理、医术，两者融会贯通，对唐尧钦的医术精进大有帮助。对于国内制药方法的落后，他曾总结道：“中国未尝无好药，惜制法欠良善，菁芜杂呈，故制法上常不及西药之精。国中得有药科大学之设，将所有国粹药品，一一入于科学范围而化制之，则产量之多，制造品犹可供诸全球不仅原料也。”听起来还是有些道理的。（见1925年第2卷第3期《广济医刊》登载的若怀著《唐尧卿君诊治孙中山之京讯》）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女士闻讯，立即联络上海各医院，发起并在10月19日成立了“中国赤十字会”组织，张竹君任会长，唐尧钦担任了赤十字会医长。接着唐尧钦在南京任第一军军医总局局长兼一等军医正（同上校）军医处长，和洽同道，著有劳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唐尧钦功成身退，离开军界，转而进入皖省病院担任院长。又通过到日本各大医院的考察，眼界得以开阔，唐尧钦在中医和西医诊病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造诣。

不久，唐尧钦回到上海，进入位于泥城桥西十号（今西藏路桥西）的上海葆元戒烟医院担任医士。在这儿，唐尧钦亲手研制了一款名为“葆元戒烟神药”的药水用于鸦片“瘾君子”的戒毒，推出后疗效奇佳。有位家住江西路九号名叫王秋圃的患者，吸食鸦片已有十余载，慕名来到唐尧钦处求医，经过短短四旬的医治即已完全戒除毒瘾，身体状况也不断好转，感激之余，王秋圃于1915年7月30日起，连续一个多星期每日在《新闻报》刊登“还我自由，感谢葆元戒烟医院唐

尧钦大医士之功效”的感谢信；同年9月2日《时报》刊登了驻沪德领事署卫生科长纳尔逊给报刊主笔的来函，说明对唐尧钦发明的戒烟药经过仔细的原材料分析，认为所配药材相当合理，对药效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由此唐尧钦在沪上医药界名声大振。

1916年9月，此时袁世凯已死，在“临时约法”的体制之下，北洋政府复置卫生司，9月8日内务部以第二十五号令任命唐尧钦为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又兼京师传染病医院院长。至年底，唐尧钦辞去卫生司司长一职，改任京师仁民医院医长。

唐尧钦再次回到上海，在大新街开设天生药房，后又担任中西医院院长。在这期间，他与著名中医邱仁高、金诵盘等人研制成功了止咳新药，还单独研制了 “血归”、“键宫剂”等妇科新药，深受患者欢迎。在中医治疗方面，唐尧钦无论是学识还是经验都已经显得十分娴熟老到。

这一年，革命党人唐继星被其身为律师的弟弟出卖而遭逮捕，解往京城后，被袁世凯下令杀害；9月，革命党人阙麟书（丽水人）也因反袁奔走而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老靶子路佐佐木医院。10月20日，由孙中山、黄兴、柏文蔚、章武、唐尧钦、唐祁钦等数十人在《时事新报》发布启事，为阙麟书、唐继星两位烈士举行追悼会，由唐尧钦之弟唐祁钦担任追悼会事务所负责人，并负责收存各地邮寄来的挽联、诗歌文稿等。

1918年12月，中华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成立，唐尧钦作为国民党人加入其中并担任干事长，第二年又担任全国国民大会总干事。“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任职的机构在呼吁全国民众打倒卖国贼的行动中起到了积极引领的作用。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率部讨伐叛军。唐尧钦再次进入军界，担任驻闽东路讨贼军总指挥部参议，后又应卢师谛军长之邀任中央直辖第三军司令部军医处长，但担任军职的时间似乎并不长。2015年出版的葛培林著《立宪领袖 孙洪伊其人其事》提道：1923年1月陈炯明被北伐军许崇智部击溃，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在回广州之前，中山先生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沪上名中医唐尧钦常来寓所探望，并劝中山先生留上海休养。中山先生起初犹豫不决，曾想接受唐尧钦的建议留沪休养暂不回广州，拟命李烈钧代理大总统职务，但后来还是决定去了广州。1924年12月，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到达北京，但不久即因病情恶化住进协和医院，经手术探查发现肝癌已经大面积转移。延至2月18日出院，中山先生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改为中医治疗，先后聘请了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共同诊视一周，症状虽有好转，但终究回天乏力了。

在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所写的日记中，从1921年到1924年多处可以看到唐尧钦的身影。

1921年8月25日谭延闿在日记里提道:“……周四维、唐尧钦来，言海军事”；

1924年3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又见唐尧钦，谈病状久之，渠所言较为近理”；

3月28日：“……唐尧钦、马晓军来。晚，与大众同饭”；

3月29日：“……今日服彭药，兼服唐尧钦所言西药（钠沙利先）”；

3月31日：“……饭后，唐尧钦来，携芥末小粉，以苛罗方药水调之，敷腕际，云可激刺神经，久之乃觉麻辣，乃易以敷掌、背，亦无多効也。”

唐尧钦与谭延闿的这几年交往，特别是在1924年的频繁到访并为谭延闿诊病，从中可以看出两人交谊匪浅。

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由李立三担任会长。1927年3月下旬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由汪寿华担任总工会委员长，唐尧钦被推举为上海总工会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日，在白崇禧所部第二十六军支持下，“上海工界联合总会”的一批帮会流氓袭击并占领上海总工会会所。唐尧钦、董福开、蔡公时、张伯歧等十四人受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指派任调查委员会专员，第二天下午该调查委员会在上海总工会所在地闸北湖州会馆开会表决，将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一律取消，统一改组成“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唐尧钦任委员兼会计部部长。

1928年7月唐尧钦出任安徽泾县县长，但至9月只有短短两个月即离职，原因不详。1929年以后他还曾担任过安庆市政府卫生局局长，但具体任职时间也不甚明了。

1929年2月，南京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余云岫在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议案并得到通过，引起全国中医药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并进而引发了近代史上声势浩大的反废止中医风潮。中央国医馆作为全国性中医药学术机构，同时也是作为中医存废斗争的产物，于1931年宣告成立，陈立夫为理事长，焦易堂为馆长，馆内汇集了当时国内许多著名的中医药界人士，唐尧钦被推选为理事会首任理事。之后又多年担任上海东方药物研究社社长。

1942年6月30日《新闻报》刊登东方药物研究社讣告：“唐远藩、唐远谋之令尊尧钦老太爷，痛于国历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寿终正寝，享年六十。”

需要说明的是，民国十九年版《寿昌县志》中，唐尧钦在广济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年份以及任卫生司司长的年份均记载为民国二年（1913），这应该是有误的。

文章来源

《山深建德城》

作者|周俊

编辑|李宛谦

一审|夏禹

二审|周建兵

终审|胡国正融资股票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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